报告要点
◆ 制造业投资具有典型的顺周期性，传统制造业的没落拖累宏观经济景气下行
制造业投资的主要特点包括民间投资占比高、内生于经济需求和受制于杠杆率，这就导致：①制造业投资活动主要由企业自主决定，资金来源主要以自筹资金为主，企业对经济需求预期和盈利预期的判断将直接影响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②杠杆率与制造业投资增速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设备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提升、改善幅度显著，消费制造业投资占比整体小幅抬升，而加工冶炼制造业投资占比加速下滑、显著收缩。在投资增速方面，2010年后制造业累计投资同比增速出现趋势性下滑，落后产能行业是投资增速下滑的主要拖累项。
◆ 传统制造业如何走出困境？落后产能必须出清，政府意愿是产能成功去化关键
以工业化与人口结构为锚，我们发现上世纪90年代日本和韩国去产能时期的背景与阶段与本轮中国去产能较为一致。梳理日韩的落后产能出清路径，我们发现，它们有着共同特点：
①过剩产能不出清，制造业整体投资难企稳，而成功出清后，制造业投资增速将持续回升；
②产能出清（投资见底）的行业次序为，先下游设备制造业、再上游采掘业，最后中游加工冶炼制造业。
从日韩的产能去化经验来看，“高负债高就业”类行业均由政府在外部负面冲击下强制出清，市场本身的出清作用失效，产能成功去化的时点由政府出清意愿决定。对于中国来说，为了尽快实现制造业过剩产能出清、走向转型升级，政府需要对“高负债高就业”类行业进行强制出清。但该政策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和风险相对较大。在社会稳定和产业转型升级之间，政府需要有所平衡。
◆ 制造业如何重塑辉煌？过剩产能出清后，全力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
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根据《中国制造业2025》的规划，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被列为我国十大战略新兴产业。
根据政府的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未来五年增速较快的行业是设备制造业中的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业、航天装备业、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业；未来五年市场规模超过万亿的行业也主要集中在设备制造业中，包括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业、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业、飞机制造业、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业。
2010年前后，我国的工业化率达到顶峰，随后开始一路下滑。2011年以后，制造业投资增速、主要融资渠道中新增融资规模增速及占比等多项指标，均出现趋势下滑迹象。制造业景气度的下滑已成为压制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速的重要掣肘。在本篇报告中，我们将从结构角度、结合国别经验比较，深入挖掘制造业景气下行背后的驱动因素，在寻找制造业成功走出困境的路径的同时，指出未来的转型升级方向及可能蕴藏的投资机遇。
一、传统制造业的没落拖累宏观经济景气下行
（一）投资结构发生巨大变迁，传统行业拖累投资增速
2003年以来，制造业投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传统的加工冶炼制造业投资占比不断下滑，而设备制造业投资占比不断上升。在投资增速方面，2010年后制造业累计投资同比增速出现趋势性下滑，落后产能行业是投资增速下滑的主要拖累项。
1、制造业投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传统行业投资占比持续收缩
2003年以来，制造业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设备制造业已经取代加工冶炼业成为制造业投资第一大行业。制造业分大类来看，设备制造业投资呈现逐年稳步扩张态势，其占比从2003年的26.2%大幅上升至当前的37.1%，占比排名跃身至第一；消费制造业投资占比先降后升，在2003-2010年间，其占比从23.9%下滑至21.3%，随后上升4.8个百分点至当前的26.1%；加工冶炼制造业是三大类中收缩最为明显的行业，其占比已从2003年的46.2%大幅下滑9.4个百分点至当前的36.8%占比，排名也由第一降至第二。
细分子行业来看，高端制造类与生活消费制造类行业投资占比显著提升，而传统制造业投资占比快速下滑。在设备制造业中，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投资占比提升显著，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出现小幅下滑。加工冶炼业中，仅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投资占比有所提升，其他行业均出现下滑，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甚至出现大幅下滑。消费制造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医药制造业等占比提升最为显著，而造纸及纸制品业与烟草制品业等出现小幅下滑。
2、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趋势性下滑，传统落后行业是主要拖累
在制造业投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了趋势性下滑。比如，在2001年-2010年间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平均增速接近35%，而2011年之后出现趋势性下滑，截止2016年7月制造业累计同比增速已降至3%。制造业分大类看，消费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从2011年1季度的高点55.1%降至当前的6.8%；加工冶炼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从2011年1季度的高点33.7%降至当前的0.2%；设备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从2011年1季度的高点62%降至当前的3.1%。
从子行业对投资增速的贡献率来看，落后产能行业是近年来投资增速的主要拖累项，而支撑项主要集中在中游或中上游制造业。比如，以2015/12-2016/07为考察区间，对制造业投资增速贡献率排名前十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中游及中下游的部分行业，包括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电子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食品制造、医药制造等；而投资增速的拖累项主要集中在中游及中上游的落后产能行业，包括化工、有色、通用设备、专业设备、非金属矿物。
（二）制造业投资具有顺周期性，同时受债务负担压制
制造业投资的主要特点包括民间投资占比高、内生于经济需求和受制于杠杆率，这就导致：①制造业投资活动主要由企业自主决定，资金来源主要以自筹资金为主，企业对经济需求预期和盈利预期的判断将直接影响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②杠杆率与投资增速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1、以民间投资为主导的特性使制造业投资具有典型的顺周期性
制造业投资中，民间投资占比接近90%，2015年占比高达88%。分行业来看，非金属制品、通用专用设备、电气设备等民间投资占比更是高达90%以上。
制造业投资以民间投资为主导的特性决定了制造业投资的经济性要求会高于其他行业，因此经济预期和企业盈利是影响制造业投资最为重要的变量。比如，经济预期方面，企业家投资意愿与他对当前及未来经济形势判断紧密相关；盈利方面，由于自筹资金是制造业投资的最主要资金来源（比重接近90%），因此企业本身盈利状况将直接影响它未来的投资意愿。
2、制造业顺周期性表现为投资内生于消费及其他需求项的变化
制造业投资的顺周期性，还反映在其内生于消费和其他需求项的变化。比如，地产和基建等下游投资需求将直接带动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而当前制造业中大部分子行业位于产业链的中上游。经济本身的需求大致可以分为地产、出口、消费和基建。回顾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变化，每一轮投资增速的企稳都对应着不同需求的发力。
3、除需求驱动外，高债务率是压制传统制造业投资的重要力量
除了经济的内生需求外，杠杆率也会影响行业本身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比较各制造业行业的投资增速和杠杆率（资产负债率）数据，我们发现，杠杆率与投资增速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时间序列来看，2009年之后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一般都伴随着投资的增速的下滑。这一特征在上游采掘业表现得更为显著；二是，从行业比较来看，加工冶炼类行业的特点多为高杠杆率、低投资增速，而消费制造类行业普遍呈现出低杠杆率和高投资增速特点。
二、如何走出困境？落后过剩产能必须出清
以工业化与人口结构，本轮中国去产能的背景和阶段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较为一致。梳理日韩的落后产能出清次序，我们发现，它们有着共同特点：①过剩产能不出清，制造业投资难企稳；②产能出清（投资见底）的行业次序为，先下游设备制造、再上游采掘，最后中游加工冶炼制造。从日韩的产能去化经验来看，市场本身无法出清“高负债高就业”类行业，产能成功去化的核心在政府出清意愿上。对于中国来说，为了尽快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政府需要对部分“高负债高就业”类过剩行业进行强制出清，但该政策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和风险相对较大。在社会稳定和产业转型之间，政府需要有所平衡。
（一）过剩产能的出现，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产物
纵向比较，中国上一轮去产能历时6年，2000年起制造业投资开始企稳回升。由于上轮去产能和本轮所处工业化阶段及人口结构状况大为不同，其去产能经验的借鉴意义有限。海外比较，以工业化与人口结构为锚，我们发现，上世纪90年代日本和韩国去产能时期的背景和阶段与本轮中国去产能更为一致。
1、工业化进程和人口结构决定中国本轮去产能活动与上轮不同
中国上一轮去产能共历时6年，自2000年起，制造业去产能基本完成、投资开始企稳回升。纵向比较来看，上一轮产能过剩行业主要集中在以纺织业为核心的轻工业，而本轮以黑色有色等重工业行业为主。制造业投资增速趋势性下行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在上一轮经济周期尾部（1996-2000），我国同样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的去产能活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993年的27%持续回落至1999年的6%。从行业角度来看，上一轮去产能活动主要集中于轻工业，以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中下游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相比之下，本轮去产能活动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比如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非金属和金属制品等行业。
上一轮产能的较快出清，除了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有效的去产能政策。为了应对产能过剩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严重的债务问题、高企的银行坏账），中国政府当时使用了刺激需求和压缩供给的双重手段，以期化解过剩产能和促进经济增长。在刺激需求方面，政府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发1000亿国债和配套1000亿贷款用于基建）；进行房地产制度改革（取消福利分房，实现住宅私有化），释放居民住房刚性需求。在压缩供给方面，政府一方面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倒逼企业去产能，另一方面使用行政手段终止重复建设，压缩过剩产能（制定了过剩产能出清时间表）。该轮由政府主导的去产能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在2000年，亏损的国有企业比例从1998年的39%下降至20%左右，工业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以上，过剩行业产能基本出清。
由于当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人口结构不同，上一轮去产能经验的借鉴意义有限。就工业化阶段而言，上一轮去产能的大背景是工业化从初级阶段（轻工业）向中期（重工业）过渡，而本轮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工业化阶段映射到行业特点——1998年去产能活动主要是将中下游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过剩产能出清，而中国当前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就人口结构而言，与1998年前后不同，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当前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特点显著，社会总投资需求的下降较为明显。单方面刺激需求只能在短期掩盖产能过剩的事实，而无法真正有效匹配社会实际需求和供给，产能过剩的现状依然无法改变，甚至会使厂商产生误判而进一步扩大产能，加剧产能过剩。
综合来看，中国上一轮去产能是去中下游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过剩产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逐步升级为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人口红利的存在使得社会投资需求旺盛，完成落后产能去化后，制造业在需求刺激下大幅扩产，重燃活力。中国本轮去产能主要是去中上游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过剩产能，产业结构升级目标为从资本密集型转向技术知识密集型。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在2010年人口抚养比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使得在未来长时期内社会投资需求趋势性下滑，需求端的刺激效果将相对有限，前期大幅扩张的产能将长期面临过剩格局。
2、对照日韩经验，人口结构、工业化进程与过剩行业密切相关
以人口结构和工业化进程为参照系，我们发现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去产能背景和阶段与本轮中国去产能较为一致，借鉴意义较大。
从人口结构来看，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和韩国相继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抚养比跨过拐点），工业化率随之见顶下滑，工业化步入后期；社会整体投资需求大幅下滑，大部分制造业产能进入“绝对过剩”状态。比如，日本人口抚养比于1991年前后跨过拐点，工业化率随后从1990年的38%快速下滑至1996年的32%。韩国人口抚养比在1990-1995年下降幅度显著收窄，1995年之后走平（进入拐点期），在此期间韩国工业化率于1992年到达顶点43%，1995年后逐步下滑。
理论层面来看，人口结构和工业化进程影响投资需求的逻辑主要有两条：一是在需求端，人口老龄化致使消费偏好升级，从传统的地产、必须消费品等向高端服务、耐用消费品等转向，工业化进程步入后期，与地产链相关的制造业将逐步萎缩，投资需求大幅下降；二是在供给端，人口老龄化推高劳动力成本、终结人口红利，传统制造业被迫向海外转移，在工业化进程转向过程中，与传统出口链相关的制造业将逐步萎缩，投资需求大幅下降。
从人口结构和工业化进程角度来看，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的背景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比较类似。比如，中国目前已经度过人口结构拐点、步入老龄化阶段，房地产投资增速、出口增速中枢显著下行；中国工业化率于2010年到达顶点，随后大幅回落，工业化进程已经步入后期。
（二）日韩落后产能的出清次序及路径选择参考
工业化后期，日本和韩国均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去产能过程。梳理日韩的过剩产能行业出清次序，我们发现: ①行业去产能次序为，先下游设备制造业，再上游采掘业，最后向中游加工冶炼传导；②过剩产能不出清，制造业整体投资增速难企稳。
1、日本出清次序：先下游设备制造，再上游采掘，后中游冶炼
在工业化后期，日本的去产能周期可以分为两轮：第一轮历时6年（1990-1994）；第二轮历时5年（1998-2002）。在2002年完成去产能之后，日本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回升至今。这反映出，过剩产能不出清，制造业整体投资增速难企稳。
日本去产能的起点始于1990年国内金融泡沫破裂，在之后的两轮去产能过程中，行业去化特点和政府行为有着较大差异：
1）第一轮去产能阶段（1990-1994年）。在金融泡沫破裂冲击下，由于日本大部分轻工业行业以轻资产类中小企业为主，在过剩产能出清路径中，它们首先被“市场”去化。与轻工业行业完全相反，为了避免债务恶化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发生，日本政府对由重资产类企业主导的重工业行业进行了兜底（包括继续给予信贷支持等）。重工业行业的去化失败使得大批的“僵尸企业”（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或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随之产生。
2）第二轮去产能阶段（1998-2002年）。大批的重资产类“僵尸企业”使得日本银行坏账率不断上升，并造成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借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日本政府下定决心对它们进行强制去化。该轮重工业行业去化活动以1998年的“经济结构改革行动计划” 政策为标志。
在梳理日本过剩行业的出清次序中，我们发现，行业客观特质与政府干预两条线索共同影响着去产能的进程。在行业客观特质上，行业产能增速见顶次序代表了地产链、出口链收缩后，行业景气的传导逻辑。在政府干预上，行业产能增速“见底”次序反映出政府干预下的出清次序。综合来看，日本行业去产能次序整体表现为：
① 产能增速见顶次序为，先下游设备制造业，再中游冶炼加工业；
② 产能增速见底（出清）的次序为，先下游设备制造、再上游采掘，最后中游冶炼加工业；
2、韩国出清次序：先下游设备制造，再上游采掘，后中游冶炼
在工业化后期，韩国的去产能周期也可分为两轮：第一轮历时7年（1987-1993）；第二轮历时3年（1999-2002年）。在2002年完成去产能之后，韩国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回升至今。这反映出，过剩产能不出清，制造业整体投资增速难企稳。
与日本的不同在于，韩国政府早在1987年经济增速仍处高位时，开始主动引导过剩行业去产能。与日本相同的是，在第一轮去产能过程中，由大财阀企业主导的重资产行业未能有效去化，在第二轮去产能过程中，借助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韩国政府决意主动推进重资产行业的去化。韩国两轮去产能阶段的特点如下：
1）第一轮去产能阶段（1987-1993年）。韩国政府主动引导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但并未出台指导性的去产能政策。由于韩国制造业的行业集中度非常高，大财阀、重资产类企业主导了大部分行业，行业过剩产能去化进度有限。在第二轮去产能活动展开前，韩国前30大财阀企业自有资本率仅18.7%，负债率达到300%以上，国内最大的9家银行的坏账高达净资产的94%-375%，接近或事实破产。
2）第二轮去产能阶段（1999-2002年）。第一轮去产能的相对失败使得银行系统在不断累积系统性风险，叠加经济增速大幅下滑，韩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去化动机。借助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以韩国当时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破产为标志，韩国政府开始强力推进过剩产能出清。随后，55家企业被强令退出市场，16家财阀走上破产、重组之路。在处理不良资产过程中，韩国政府进行了托底，通过成立KMACO公司收购了近765亿的不良资产。
与日本一样，按照行业产能增速见顶次序和行业产能增速“见底”次序，我们对韩国制造业行业的产能出清状况进行了统计，并按时间点进行了排序。与日本类似，韩国去产能次序整体表现为：
① 产能增速见顶次序为先下游设备制造业，再中游冶炼加工业；
② 产能增速见底（出清）的次序为，先下游设备制造、再上游采掘，最后中游冶炼加工业；
（三）中国可能的落后产能出清次序和路径选择
针对落后产能去化进程，我们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市场出清规律，二是政府出清意愿。从日韩的产能去化经验来看，“高负债高就业”类行业均由政府在外部负面冲击下强制出清，市场本身的出清作用失效，产能成功去化的时点由政府出清意愿决定。对于中国来说，为了尽快实现制造业过剩产能出清、走向转型升级，政府需要对“高负债高就业”类行业进行强制出清。但该政策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和风险相对较大。在社会稳定和产业转型升级之间，政府需要有所平衡。
1、行业产能去化框架：市场趋势和政府强制出清意愿双维度
在产能去化过程中，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分别是不同行业去化的次序选择和政府强制出清的时点选择。仅从市场角度来看，市场去化趋势直接决定行业去化次序，而前者主要由行业性质、上下游位置和当前去产能状况这三大维度决定。但考虑到政府角色后，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政府的意愿决定了行业最终的去化次序，而政府的去化意愿主要由就业、债务和税收这三大因素决定。
以日韩产能去化过程作为分析案例，虽然我们无法明晰去化过程中哪些行业由完全市场主导去化、哪些行业完全由政府主导去化，但我们可以通过理清各行业的去化次序，来大致捕捉市场去化和政府去化的发力点。为此，我们首先构建基于就业与债务的二维坐标，并根据各行业不同属性进行散点画图（图中右上方代表高就业高债务类行业）。随后，根据日本和韩国各行业的去化次序，我们在图中进行了相应的标注。
从行业去化路径来看，日本的行业去化路径自“中负债中就业”行业向“高负债高就业”行业推进，而韩国的行业去化先集中于“高就业中负债”行业，再去化“中负债中就业”行业，最后去化“中就业高负债”行业。
从日韩的产能去化经验来看，去产能成功的核心在政府，市场去化的效果相对较差：
1）在面临1990年金融地产泡沫后的高失业率与高坏账率时，日本政府顾及较多，最后呈现出“中负债中就业”的行业首先被去化，而“高负债和高就业”的行业直到最后才被政府强制去化（以1998年的“经济结构改革行动计划” 政策为标志）。
2）在第一轮产能去化中，韩国已呈现政府主动引导、实行优化结构措施等迹象，因此韩国部分“高就业中负债”和“中负债中就业”行业被首先去化。与日本相同的是，韩国政府在去高负债行业的产能时也相对被动，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才决定对这部分高负债行业进行强制去化。
2、中国落后行业去产能的路径选择，以及可能的行业出清次序
参照日韩的发展经验，政府意愿是决定产能去化成功的核心。在衡量中国政府的去化意愿前，我们首先基于债务和就业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去化风险”进行排序。具体来说，我们对制造业中各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就业占比（吸纳的劳动力就业规模占制造业总就业规模比例）进行排序，通过赋予资产负债率排名和就业占比排名各50%的权重，衡量各行业的产能“去化风险”。比如，烟草制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就业占比排名均为26、位列最后，它的综合评分因此为26（26=26*50%+26*50%），这说明政府对它进行强制去化时的社会影响较小，不会产生较大风险。与烟草制品业相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就业占比排名位列所有行业中的第4名和第3名，综合评分3.5，这说明政府对它进行强制去化时的社会影响较大（会造成大规模的下岗失业和银行坏账），整体风险较高。
参照日韩的去化经验，“对高负债高就业”行业强制去化的社会影响和风险较高。比如，在日本（1998-2002年）和韩国（1999-2002年）各自去产能的第二阶段，由于政府对“高负债高就业”类行业进行强制去化，日本和韩国均出现了银行坏账率和社会失业率大幅飙升的现象。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政府首先对“高负债高就业”类行业（比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进行强制去化，这将有效弥补市场趋势去化的不足、显著加快制造业整体过剩产能的出清，但该举动的社会风险和影响相对较大；如果政府强制去化的意愿较弱，在市场趋势主导下，“高负债高就业”类行业很可能无法及时、有效去化，这将拉长制造业整体的出清时间，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
从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政策，尤其是今年以来针对“高负债高就业”的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强制出清政策。在强制出清政策下，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负面影响和风险，政府需要出台多类政策以控制失业和坏账。或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中国政府年初以来积极推行了“职工下岗专项安置基金”政策等。
三、重塑辉煌，需要向高端制造转型、升级
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而《中国制造业2025》奠定了中国未来高端制造的十大发展方向。其中，未来5年增速较快的行业主要包括设备制造业中的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等；未来5年市场规模超过万亿的行业主要包括设备制造业中的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飞机制造、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
（一）高端制造业的全景梳理，及产业政策发力重点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被列为我国十大战略新兴产业。根据政策规划，未来5年增速较快的产业包括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以及新材料，市场规模有望超过万亿的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飞机制造、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装备、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等。
1、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全景梳理——确立十大战略新兴产业
为了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主导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及《中国制造2025》。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被列为我国十大战略新兴产业。
根据已经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规划，就发展增速来看，未来5年增速较快的产业主要是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以及新材料，年复合增速均超过20%；就市场规模来看，未来五年规模有望超过万亿的产业主要是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飞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装备、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未来10年加入万亿规模俱乐部的产业将进一步增加如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航天装备以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2、高端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助推力——产业政策全力支持
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处于发展初期，为了在短期内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实现产业发展目标，必须借助政府的产业政策推力。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产业政策是引导、保障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纠正市场机制缺陷、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根据不同的政策类别，政府的新兴产业政策主要分为战略规划类、政策支持类和具体措施类政策。
（二）海外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趋势、重点行业以及经验
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根据各国已经公布和正在实施的发展计划，战略新兴产业发力重点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质能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
1、金融危机后，高端制造业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制高点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根据各国已经公布和正在实施的发展计划，全球有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竞相发展高端制造业，具体产业则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质能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
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一些列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各省市纷纷响应，目前来看全国有北京、上海、广东、四川、重庆等11个省市根据本地区的产业发展状况出台了适合本地区的高端制造业发展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
虽然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迅速，但由于经济起步较晚，在高端制造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来看，主要高端制造业领域仍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的3D打印技术、机器人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
2、“他山之石”，重振框架下的美国高端制造业发展领域和经验
在大力发展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同时，我们可以借鉴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经验。美国制造业长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回顾其百年发展历史，它有着3个显著基本特征：①制造业增加值规模世界最大；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技术创新为根本动力；③每个时代都拥有一批世界级的领导性公司。2009年12月，美国总统办公室发布《美国重振制造业框架》（“A Framework for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明确指出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奥巴马政府从７个层面着力，为重振美国制造业提供政策支持，从而让美国“抓住未来的制造业机会”，具体政策包括：
◆ 为美国制造业工人提供学习机会，帮助其获得高生产率所需的技能。
◆ 加大对技术创新及其商业应用的投资。
◆ 为商业投资提供一个稳定、有效的资本市场。
◆ 帮助社区和工人实现转型。
◆ 投资建设先进的运输设施。
◆ 确保市场准入。
◆ 改善总体营商环境，尤其改善制造业营商环境。
美国重振制造业政策的重点发展领域主要涵盖9大方向：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清洁新能源产业、智能机器人产业、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工业、石油天然气产业、人工智能技术及3D打印技术。
为了配合制造业的发展，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项重大产业政策。2010年８月，美国政府进一步出台《制造业促进法案》，通过降低部分进口关税，以降低需要进口零部件进行生产的本土企业生产成本。2011年６月，美国政府颁布政府令《选择美国倡议》，宣布将“强化联邦措施，提升联邦资源在支持本土及外国赴美投资方面的影响”。2012年１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要“对创造本国就业的美国本土制造商加大减税幅度，并停止对创造海外就业的跨国公司提供优惠”；同年２月，美国推出企业税改革方案，核心目的是鼓励美国本土投资。2013年２月，奥巴马宣布将在2012年建立的“国家添加剂制造创新研究院”的基础上，再启动三个制造业创新“轴心”，美国将斥资10亿美元建立“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基金”，用于从2013年开始设立15个研究院，这些研究院都将联合大学、企业、政府等各方力量，共同投资于新技术。
（三）中国迈向高端制造之消费制造业、加工冶炼业
在消费制造业领域，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时代，公众对自身健康的投资将不断增加，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行业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加工冶炼业领域，受益于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新材料行业未来5年的年均复合增速有望超过20%。
1、老龄化时代开启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行业广阔前景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代，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行业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是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行业，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自身健康的投资将不断增加，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扩大。在2015年，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的市场规模已达到2.8万亿。受益于老龄人口的逐步扩大，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的市场规模到2020年有望增加到4.6万亿，年均复合增速达10.2%。
细分子行业中，生物医药行业规模在整个医疗市场中仍占据着绝对主导，根据政府政策规划，其未来5年的年均复合增速将在10%左右。此外，高性能医疗器械行业当前的市场规模虽然较小，但其发展潜力巨大，在2015至2025年间的其年均复合增速有望达到13.3%。
2、新材料行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年均复合增速有望超过20%
与一些传统的加工冶炼业不同，新材料行业有着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并与多个战略新兴产业有着紧密联系，它的发展前景较为广阔。2015年，新材料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6667亿元。展望未来，在其他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新材料行业的市场规模在2020年预计达到2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到24.6%。
（四）中国迈向高端制造之设备制造业
在未来5-10年内，受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和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设备制造业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行业、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制造业、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业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等均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市场规模和增速均将大幅改善。
1、工业4.0革命的到来有望引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主要包括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信息通信设备、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以及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等。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获得了迅速发展，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纷纷出台了促进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以求占领信息技术产业的制高点。
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不仅规模大，年均复合增速也相对较高。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市场规模为2.3万亿元。根据政策规划，到2020年，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市场规模有望达到5.1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约17%；到2025年进一步增加到12.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约18%。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在规模和增速上都有着绝对优势。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业在2015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1万亿，未来5年及10年的年均复合增速有望超过24%，在规模和增速上都远领先其他信息技术行业。此外，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业的市场规模在2020年将超过1万亿，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业的市场规模也将于2020年达到万亿级别。
2、高档数控机床行业发展平稳，机器人行业未来有望加速发展
高档数控机床是指具有高速、精密、智能、复合、多轴联动、网络通信等功能的数控机床，是各种高端制造业所必须的生产设施；机器人则是智能化生产的产物，在现代生产和生活中应用十分广阔的产品。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201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产业整体市场规模达到8811亿元。根据国家政策规划，到2020年该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428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0.14%。
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市场规模较大，国际市场占有率高，未来有望平稳增长。从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产业的具体发展情况来看，市场规模较大的是高档数控机床行业，其市场规模占整个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产业比例接近99%。在2015年，我国的高档数控机床行业市场规模为8712亿元，到2020年该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1.28万亿，到2025年进一步扩张至1.88万亿。此外，在国际市场上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竞争力也较强，2015年市场占有率达到30%，仅次于德国的33%。
机器人产业的应用前景广，发展潜力巨大。从世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美国、欧盟、日本以及韩国走在世界前列，无论是在工业、仿人型以及个人或家用等机器人行业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虽然我国机器人市场的整体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弱，但是增长速度却非常高。根据政策规划，从2015年至2020年，机器人产业的年均复合增速将达到71.8%，其市场规模在2020年将达到1482亿元，约为2015年的15倍。
3、政策支持下，航空航天设备业未来市场规模有望大幅扩张
根据《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主要是由飞机制造、航空发动机制造、航空机载设备与系统制造以及航天装备制造等细分行业组成。航空产业可以极大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根据测算的结果显示整个航空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消耗系数总计为0.354，对第三产业的消耗系数总计为0.182。
为推动本国或本地区航空产业的发展，美欧等发达国家在航空企业的组建、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以及市场开发方面提供了大量支持。从企业的具体发展情况来看，世界竞争力较强的航空航天企业主要集中在北美以及欧洲地区，比如，全球航空企业100强中北美地区占据了49家，欧洲占据了38家，而我国则无一家上榜。
近年来随着传统制造业的不断衰落，国家逐渐提高对高端制造业的重视。由于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力非常强，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其市场前景非常广阔。目前来看，我国已有北京、上海、天津等9个省市建立航空航天产业基地。
从国家发展规划来看，我国航空航天设备产业的市场规模将大幅扩张。根据政策规划，到2020年我国航空航天装备的市场规模将达到2万亿，到2025年进一步增加到4.9万亿，期间的年均复合增速将达到21.68%。
航空航天设备产业的子行业中，飞机制造行业的整体规模位居第一，而航空机载设备与系统以及航天装备业的发展速度较快。比如，2015年我国飞机制造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6062亿，到2020年将超过1万亿，2025年进一步扩张至两万亿，年均复合增速超过11%。此外，航空机载设备与系统以及航天装备业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根据政策规划，它们在未来5年的年均复合增速有望超过20%。
4、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制造业发展增速有望大幅提高
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虽然规模较小，但未来发展速度较快。近年来随着我国逐步提高对高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在我国迎来了快速发展期，目前已经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中部以及海南等五大产业基地。虽然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制造业的市场规模较小，2015年其市场规模仅为1441亿元，但根据政策规划，该行业未来5年的年均复合增速将达到24.23%，未来10年的年均复合增速将达到18.39%，发展潜力巨大。
5、受新型基建投资拉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业发展潜力巨大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是新兴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规模大，未来增速高。随着我国结构的变化，基建投资的结构也在发生巨大变化，统基建的投资占比不断下降，新型基建投资占比稳步上升（详细信息请参考我们已发布的深度报告《从传统到新型，基建的全景、内涵及投资机遇》）。在新型基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与其联系紧密的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有望步入大跨步发展期。2015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8000亿元，2020年将达到2.8万亿元，2025年将进一步增加到3.37万亿，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5%。
6、环境保护要求趋紧下，新能源汽车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受益于日渐增加的环境保护要求，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蜜月期。随着国家逐渐加大对环境保护的的要求，新能源汽车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我国颁布的有关新能源汽车的政策相对较多，显示出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重视。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市场规模约为1250亿元，而到了2020年这一规模将达到3625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近24%。在国家对环境保护要求日渐趋紧的趋势下，新能源汽车行业将会拥有广阔发展空间。
（摘自：投资数据库）
发布时间：2016-09-28 信息来源：电子联合会